元、明、清三代由于是進入封建社會的后期和末期，尤以明、清兩代城市手工業(yè)經濟發(fā)展所促成的社會思想意識的轉變，不僅是宗教信仰較之以前逐漸淡漠，即對于死后的墓葬禮儀，特別是對于隨葬的俑人，由于早在宋代就興行紙扎人馬送葬，以致土、木、陶、石等俑人的制作更少。元代的統(tǒng)治者是來自塞北蒙古的游牧部族，剛強自尊，對于蒙族的一切風習制度及衣冠服飾，也多保留在他們的喪葬中。更由于統(tǒng)治階級所抱有的民族岐視，以致在一般的貴族官僚墓葬中，隨葬俑人也多用蒙古人像，間或有少數(shù)采自中亞的“色目人”，這在元代一般墓俑中是常見的。只是在考古發(fā)掘中，各地區(qū)出土的元墓為數(shù)不多，而且有的無隨葬俑。如六―卜年代在山西、遼寧、江西、河南等出土的少數(shù)元墓，均未見俑人出土。五十年代初期，陜西西安附近曾出土有一座耶律世昌的墓葬，墓中一組灰瓦色陶質俑人，有馬隊和男女侍從等。所有人物，都表現(xiàn)出蒙族的形象。不論從臉型、服飾以及姿態(tài)動作，都明顯地看出蒙古人民所具有的樸實、剛毅、勇敢的性格。在塑造技法上，雖顯得簡單，但交代明確，更能以抓住人物的典型形象，并充分體現(xiàn)出中國古代造型藝術的地方民族風格。
1956年陜西西安南郊，出土一座元代初年，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公元1275年)，曾做過南宋節(jié)度使的段繼榮的墓葬。墓室不大，為夫婦合葬，雖僅出土有男、女侍從陶俑十二件，但塑作技術較好5另外的陶馬車一輛，馬和鞍馬八匹，都具有虎虎生氣。八件男俑和四件女俑，均蒙古裝扮，如其中一提壺男俑，從衣帽穿戴到神態(tài)臉型，一望而知為性格強悍的蒙族人民，特別是兩腿叉開的站立姿式，是任何其它時代俑人中沒有的。不僅是男俑，女俑也多是如此。而這一墓中出土的女俑，塑技和造型都有較高的水平。四件女俑，服飾裝扮各不相同。如其中一服裝整齊、拱手站立、頗類似主婦身份的女俑，不僅比例合度，姿態(tài)表情也自然而富有生氣，而且塑作手法細致，衣裙棱角分明，是一件藝術性較高的人物雕塑佳作。
這一墓的隨葬明器，有一件高20厘米的陶灶模型，結構雖甚簡單，但如從藝術造型上說，是一件很好的雕塑作品，而且也表現(xiàn)了元代蒙古族豪放不羈的氣質特點，雖然是一件無生命的器物，但當塑工塑制它時，由于時代的精神感染，仿佛可當作一件有生命的東西來進行“創(chuàng)作”，這是很有可能的。所謂時代風格或時代精神，是可以從多數(shù)當代工藝美術品制作上體現(xiàn)出來，這已經是美術考古上的通例了。
1978年，陜西省戶縣出土賀姓官僚祖孫三代的三座墓葬，共有男女墓俑七十多件，馬、駝和其它動物三十多件。在五十件男俑中，有九件騎馬俑，一件騎駝俑，十九件衛(wèi)士俑，一件武士俑。但騎馬者似非儀仗侍從，多為墓主家族出行，狩獵的裝扮、穿戴的仍是蒙古裝，有的還挎有腰刀，形象生動，頗具神態(tài)，騎駝俑則是一髯須高鼻的胡籍歌手，正坐在駝背上擊鼓高歌，神態(tài)昂揚，從容自得，形神之生動，幾可與較好同類唐俑媲美，座下駱駝亦極富有裝飾性，與其本性的遲鈍也正相適稱，另外的一件臥地反芻的陶牛，神態(tài)生動，可說是元代一件有代表性的好作品。男女侍從俑的穿戴和梳妝，雖都是蒙古袍褂或左衽衣裙，但仍是形式多祥，尤以十九件女侍俑，在發(fā)式上幾乎人各一式，有挽髻、盤髻、單髻、雙髻以及雙辮等種種不同樣式，而且所塑出的渾樸憨厚的形象性格，一看就知是蒙族婦女。
以上的三處元墓，雖然都是在陜西省境內，但就蒙族墓室中的隨葬俑人采說，尤其侍從俑，三處都是同類樣式，即男俑多兩腿叉開，神態(tài)倔強，女俑也多是形象軒昂，很少有綺麗婀娜之態(tài)。這大約就是元代墓俑因種族不同而形成的一種特點。至于在時代風格上，它雖是上承唐宋俑而來的一個短暫時期，但卻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和時代精神。
就全國范圍說，明代墓葬出土的俑雖較元代為多。但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編印的《中國考古學文獻資料》公布的田野考古統(tǒng)計，從新中國建國初期到1966年止(中國田野考古最高潮時期)，全國各地共出土明墓近六十處，其中有隨葬俑人者仍居少數(shù)?，F(xiàn)就具有代表性的有隨葬俑人的明墓列舉數(shù)處：
從明墓俑人出土的數(shù)量上說，六十年代發(fā)掘出土的明萬歷皇帝定陵，隨葬木雕侍從俑人頗多，但因大半朽殘，已失去藝術價值。由此可知，明代由于木雕技術發(fā)達，用木雕俑人隨葬的明墓不少。其俑人保存較好者，為1960年上海市出土的兩座明上海大族潘姓兄弟墓室。兩墓都是夫婦合葬，隨葬明器以木雕俑人和木雕家具較為完美。木俑約五十件，分樂舞、儀仗、侍從、雜役以及侍童等，均雕制精工，人物生動，且保存較好，未有朽損。如其中的樂俑和侍從俑，各有不同動態(tài)，形神并優(yōu)異。說明上海地區(qū)，明代輕工業(yè)已很發(fā)達，所以才能有手藝高超的木雕藝人雕制這樣一批優(yōu)秀的木俑藝術作品。
在陶俑方面，也是1960年，河北省阜城縣曾出土一座明代嘉靖年間吏部尚書廖紀的墓葬。原來在墓前雕置有石人、石馬等儀衛(wèi)，今多倒沒。其墓室結構特殊，一如秦、漢大墓，在墓室前另挖有俑坑一處，內列置陶塑畫彩的俑人、儀仗、轎馬行列以及居室模型，廚灶用具等生活用品。儀仗行列分左右兩隊，一隊吏部，一隊為兵部。兩隊人物執(zhí)司相類，每隊前列鼓樂騎俑四對，后為儀衛(wèi)騎俑四對，最后為八人抬的暖轎或“顯轎”(類似今天的四川滑竿)，轎的左右各有扶轎侍衛(wèi)二人，又在鼓樂騎俑行列中，夾有騎衛(wèi)一人，在儀衛(wèi)騎俑中，夾有鞍馬一匹，牽馬卒一人，且儀仗騎俑都背有“吏部”或“兵部”的木牌。這就使人物身分能明白無誤。另外，在居室廚房中，還有執(zhí)行勞役的女俑二十二人，共同組成為明代官僚貴族居尊生活的一個縮影。在俑塑藝術方面，這一處陶俑體積比一般的墓俑大(高約40厘米)，燒制的火候也較高，幾類于瓷塑，加以周身畫彩，制作亦精。所以其藝術價值要高出一般的明代墓俑之上。
朱檀是朱元璋第十子，封到山東為魯王，死后當然得到厚葬。但其墓室規(guī)模未見報導，只知有隨葬木雕畫彩俑多至四百零六件。馬二十四匹，馬車三輛，在數(shù)量上比朱厚燁墓更多一倍以上。在《文物》曾刊有一張俑人照片，從照片中隱約可以看到，俑和馬都是神態(tài)生動，在造型上也似勝過上海潘氏墓的木雕俑。如照片最前列駕車的轅馬和兩個御馬者，都昂揚作勢，顯示威風，在一般俑人中是頗少見的。根據報導，這四百多件明代木雕彩畫的俑馬，都己由山東省博物館收藏，這是明代木雕藝術的珍品，值得珍貴。
【二】清代墓俑清代墓俑新中國建國以來，全國興起基建工程高潮，各省各地在此間出土的古墓葬其數(shù)量之多，是難以統(tǒng)計的。但對于距離我們今天較近的清代墓葬，文物考古界卻極少報導。清代由于更盛行用紙扎冥器送葬，因而從葬的俑人，比前代更為少見。記得在五十年代中，偶然在北京北海公園參觀北京市文物處展出的出土文物中，有幾件彩繪瓷人，體積類似墓俑，當時認為是清代俑人，曾幾次要求給予照片作為研究資料，均以尚未公開發(fā)表而遭拒絕。至于這幾件瓷人的來歷，就無從探得了。就一般的情況說，清代應和明代相類似，民間雖多以紙入送葬，但皇室貴族，顯官富戶的喪葬，仍是以泥、木俑人為貴重，明代萬歷定陵和山東明魯王墓、江西明益莊王墓，就是很好的例證。但清代最興盛的皇帝乾隆和后期的光緒帝，最近將他們的墓室地宮開放后，卻未見到有提及俑人之事，是否與明帝陵有別而不用俑人，尚有待于了解。只是1982年第二期《文物》上，刊出了清代初年屯鎮(zhèn)廣東邊防將軍吳六奇墓，出土的一組近五十件陶俑，說明清代還保存了以俑隨葬的制度。
據記載，吳六奇原為明末南遷后偏安王朝的總兵，因反戈降清得到清王朝的重用，死后賜一品儀衛(wèi)營造墓葬于廣東大埔縣城郊，隨葬陶俑也特別精巧。五十件俑人，包括女侍俑十四、男侍俑三、侍吏俑三衙役俑一、儀仗俑七、傳令俑四、樂俑一，以上這些俑人連其它的什物模型，分類裝放在一個葬具箱中，與墓志一起埋于墓室，因此保存得完整無損。
這批陶俑人的藝術造型，如按時代說，它應和清陵石雕像同樣是形神萎縮的?？蓪嶋H并非如此，這一批俑人卻塑制得非常精麗，其藝術手法，似乎要高出于元、明墓俑之上。不僅是體軀比例適稱，而且眉目清秀，神態(tài)如生，衣紋塑法也細致流動，富有變化，尤以個別女侍俑，形象秀美，周身衣紋簡潔自然，可以與同時代的牙雕仕女或觀音像媲美。這種高超的塑技，無疑是出自一位名匠之手。廣東是素以習：雕馳名的，有名的潮州木雕也以精細工巧見勝，雕塑于廣東、大埔的這一組墓俑，是和上述的傳統(tǒng)雕刻一定有淵源關系的。
第五節(jié)建筑裝飾工藝美術雕刻和民間小品雕塑中國從宋代及其以后，由于木構建筑的宮殿，尤其是寺廟的發(fā)達，同時由于繪畫藝術的廣泛運用，因而很多的建筑裝飾多用色彩藻飾而少用雕刻。雖然如此，具有民族傳統(tǒng)的木雕和磚雕，在一般的民間建筑裝飾上仍然是很發(fā)達的，尤以明，清兩代，木雕和磚雕都有非常精巧的制作。即石雕方面，所有的柱礎、欄桿以及守門石獅和與建筑物有關的碑、頭碑座等，都繼承前代的傳統(tǒng)，而且還出現(xiàn)了一種明、清多見的紀念碑式的牌坊(或稱牌樓)雕刻。整個元、明清建筑，尤其是明、清兩代建筑，因時代較近，仍多保存。另外，屬于工藝性質的雕刻和雕塑也有很大的發(fā)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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